“酷”文化的演变：当反叛走向它自身的背面

近日，加拿大学者乔尔·迪内斯坦(Joel Dinerstein)出版了新书《酷的起源》。在这本有趣的书中，他详细梳理了“酷”的脉络。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酷”文化本身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起着边缘或者非主流力量的作用。

然而，目前存在于许多文化界的“酷”文化大多停留在对消费主义的有限理解上。在韩国练习生公司受训的明星，可能对如何摆“酷”了如指掌；然而，在被认为懂得“酷”的说唱圈里，我们发现了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的蔓延，以及他们对“酷”文化的象征性利用。在抖音、Aauto Quicker或小红的书等各种“酷小伙、酷姑娘”中，不如说在这些极具商业利益的流行平台中，“酷”文化早已走到了它的背后，成为机械复制时代大规模生产的文化模式。而我们对它的理解，总是隔着一个屏幕，陷入它对赞美的需求。

目前，光怪陆离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冲突。一种流行文化，在曾经的反叛背道而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的兴起、挪用和再创造？

“酷”的当代形象

西方现代的“酷”文化终于随着全球化和西方发达的文化产业迅速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并因其迷人的特质而经常受到许多年轻群体的欢迎。“酷”和年轻人的亲密关系，大多是由他们在主流社会文化和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正统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父权形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酷”文化中的非常鲜明的“弑父”情结。

在1955年的电影《无缘无故的叛乱》中，詹姆斯·迪恩饰演的吉姆忧郁、敏感，总是被排斥。吉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典型的形象，即疏离家庭和社会，并表明了这些年轻人对他们过于严肃、正统和霸道的“父亲”的不满。迪内斯坦、詹姆斯·迪恩、马龙·白兰度、猫王创造的文化形象被称为“美国叛逆酷”。

詹姆斯·迪恩(左)在《无缘无故的叛乱》(1955)中扮演吉姆。

《教父》(1972)中的马龙·白兰度。

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的酷首先意味着反叛，是对传统父辈所构建的制度和文化体系的一种对抗，希望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人格和形象。这种对新人格的追求在随后的“嬉皮士一代”中达到了顶峰，也成为了随后的“酷”文化中的核心气质。在1961年的《巴黎之恋》中，逃离塞纳河的美国青年想象他们在别处(兰博)的生活，有趣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就包含了构建后来“酷”文化的重要元素。

《巴黎疯狂》剧照(1961)。

在加缪的存在主义中，西西弗斯是他最经典的形象:个体对存在处境的荒谬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无限而似乎注定的悲剧性反抗。相比于60年代美国年轻人的淡然反叛，经历过二战、在反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加缪，依然显得更沉重、更忧郁，就像他留给后人的黑白影像中所展现的形象:眉头深锁，表情严肃。即便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能找到彼此的核心，那就是对个体自由和个性的向往和追求。

加缪

20世纪50、60年代由西方年轻人构建的“酷”文化，此后随着新的社会文化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始终是它能被年轻人，尤其是不在西方的年轻人欢迎和接受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些文化在特殊时刻出现，很快就会成为年轻人爱上的思想资源和生活方式。比如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年轻人通过模仿西方的服饰、发型、爱好，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和人格的新的可能性，使得当时的艺术、摇滚乐、文学都有了新的面貌。

跨文化流动的“酷”文化

2002年，一个辍学的女孩春树出版了一部小说，名叫《北京娃娃》，副标题是《一个十七岁少女残酷的青春自白》。小说的封面上，短发的女孩盘着腿，以冷漠对抗的姿态看着读者；整个照片风格，Pop，很符合它希望传达的气质。在封面边缘，这本书的英文名是“I，Seventeen，bad Girl”……整部小说从设计、装帧到内容都透露出一股强烈的颠覆气质，或许是为了呼应媒体上“春树”这个叛逆坏女孩的形象，让很多人把这部小说当成了作者的自传。

《北京娃娃》,作者:春树，版本:磨铁丛书|远方出版社，2002年5月

春树可以说是21世纪初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坏女孩”形象。在她的小说里，女孩辍学，叛逆，在性和爱情上奔放。她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对女生的要求，在充满禁锢和规范的学校里胡作非为。春树在媒体上的形象也是前卫时尚的。她在2013年出版的诗集《春树的诗》封面上，一个留着粉色短发、戴着墨镜、穿着黑色皮衣的女人形象，依然延续着她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上的朋克气质。或许是为了追求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日本“残酷青春”电影和文学，所以春树在媒体和她的小说中的形象都偏向于“坏女孩”，但或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酷女孩”。春树的作品和形象所揭示的，与其说是日本青年的残酷——它往往携带着更多阴郁内敛的东方气质——不如说是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地来自西方的朋克、摇滚和酷文化。她的愤怒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有针对性的，暗示着在这个老龄化的社会氛围中，一种新的勇敢力量的爆发。

春树的形象很少被传承，或者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圈子和群体中。但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酷文化或曾经桀骜不驯的文化形式逐渐被商业化或被推到边缘(如摇滚乐)。曾经全国闻名的“坏男孩”韩寒，如今也开始在电影中反复消费自己早年构建和积累的形象。写三重门时期的韩寒真的很酷。他留着长发，潇洒的辍学，经常像《国王的新衣》里的男孩一样戳中许多陈腔滥调。但是，这样的“冷静”本身似乎最终也没能成为他生活和思想的风格，或者说是伴随着新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酷”文化作为一种跨文化流动在异国他乡的转化，即相对于它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或个体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风格而言，我们对它的理解或接受似乎总是处于一种工具化或极度时间敏感的状态。

似乎只是结合青春叛逆期而生的成长状态。一旦它过了这个阶段或者“长大”，这样的“酷”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回归父系血统，完美地完成这种形象和存在的转换。与酷年轻人的亲密关系在这里是固定的，“酷文化”似乎是特定年轻人专属的文化，而成熟人的“酷”往往被认为是对老年人的不尊重或过分轻浮。

“酷”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酷”被理解为一种表演，一种面具，一种应付家庭、学校或社会管教的临时调解或对抗工具。或许这恰恰与我们对“酷”的理解有关。但正如迪内斯坦在《酷的起源》中指出的，“酷”本身是一种开放的、完整的哲学，是一种存在状态，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酷男”本身就是个体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某种遮蔽个体的面纱。只有通过这种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嬉皮士”，什么是“酷人”。

《酷的起源》，[加]乔尔·迪内斯坦著，汪聪译，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正是对“酷”的有限理解，加上消费主义对传统边缘理念或风格的吸收和再创造营销，使得“酷”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发生了新的变化。“酷”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方好莱坞电影、超级英雄文化和明星形象中。随着“一切固体的东西”被轻量化，在消费大潮中变得无处不在、大行其道，“酷”文化的忧郁及其社会压抑的症状也开始被一种更加积极、轻盈、淡然的气质所取代。

“要酷”的意思是“嘿，不要太认真，不要太严肃”，“不要把生活看得太严重”，“为什么这么严重”……与社会抑郁症的忧郁症状不同，当代的“酷文化”改变了对社会抑郁症的看法，从而调整了其治疗和应对方式。

《无缘无故的叛乱剧照》(1955)。

所以，面对那些沉重的、压迫性的、制度性的问题，年轻人开始选择一种更曲折的方式来处理由此引发的问题。他们不再选择感到沮丧或痛苦，因为他们意识到压抑和纪律的力量，以及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选择更轻松有趣的方式和他们打游击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前者对孤立个体的绝对伤害，同时选择保护自己以更轻的方式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乐在其中！

《黑暗骑士》剧照(2008)。

这些看似消极的“酷”行为和新的生活方式本身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对抗性。我们可以从诺兰的《黑暗骑士》中小丑的形象看出这种新的“酷”文化的潜在力量。小丑的人生哲学是“何必那么认真”？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面对传统的善恶和道德秩序，以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打击我们作为文明基石的各种观念，指出它们的虚伪和脆弱。

“酷”的再创造

相比更传统、更典型的超级英雄蝙蝠侠，小丑更“酷”。他将其中的忧郁、对抗、轻盈推向极致，造成了必然的虚无:一切都可以“快乐”，最终必然走向无声的黑暗。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冷静所抵制和反对的。桀骜不驯的“酷”本身就是创造一种新的个体存在和生活方式的手段，而不是消灭和摧毁其必然需要的个体和群体生活。

小丑是“酷”的极致，他真正展现了中国人“酷”字的含义，就是泛滥，走向极端，导致残酷和暴虐。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当代“酷”的“轻”，永远是为了展现年轻人面对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与他们所敬仰的前辈相比。皮划艇《在路上》中无拘无束、痛苦不堪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父亲形象”的压迫，从而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那些“酷人”——尤其是“酷哥”——往往不是那些喜欢在各种说唱圈子里炫耀自己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的年轻人。她们大多在压抑和痛苦中表现出女性气质。

在路上，作者:杰克·凯鲁亚克，译者:陈杰，版本:大鱼图书馆|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也正是这一点，我们发现“酷”本身就是对传统的霸权男性气概的反抗，它压抑了男性在充满情绪和心理创伤时表现和诉说的权利，导致他们最终成为冷漠沉默的“父亲形象”。有趣的是，马龙·白兰度和猫王都没有在银幕上扮演过有父亲的角色，而詹姆斯·迪恩在他的三部电影中都在与一个极其暴虐和自律的父亲斗争，无论这个父亲形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然而，当前许多文化界存在的“酷”文化大多停留在消费主义和人们对它的有限认识上。那些在韩国练习生公司培养出来的明星，可能对如何摆出“酷”的姿势了如指掌，对这个形象了如指掌，但在他们高度表演的姿势下，往往缺乏持久的核心支撑；然而，在被认为懂得“酷”的说唱圈里，我们发现了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的蔓延，以及他们对“酷”文化的象征性利用。除此之外,《抖音》、《汽车快车》、《小红书》等各种书籍中的“酷男酷女”,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气质，不如说“酷”文化早已在这些极具商业利益的流行平台中深入人心，成为机械复制时代大规模生产的文化模式。而我们对它的理解，总是隔着一个屏幕，陷入它对赞美的需求。

“保持冷静& ampHave Fun”(耍酷&玩得开心)可能是当代“酷”文化的口号，但我们不能只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简单的话。与其说是口号，不如说是一种个体的生存哲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世界的理念。

在迪内斯坦梳理的二战后西方“酷”的文化变迁中，我们发现，从爵士乐、黑色电影开始，“酷”的形式总是与时俱进，但即便如此，它也总是象征着某种疏离、异化的存在。然而，也许正是那些被边缘化、被排斥的群体建构了“酷”的形象和文化历史，而这些人本身就象征着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症状。

小丑剧照(2019)。

在托德·菲利普斯2019年的电影《小丑》(The Joker)中，“小丑”不是某种外来的灾难，而是高谭市制度本身的象征性形象。“酷”作为边缘群体创造的一种新的个体存在和生活方式，最终获得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能够在随后的全球文化交流中展现出其瑰丽迷人的影响力。

作者|崇木

编辑|行走

校对|赵琳